1967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局势急剧演变，社会步入了一个更为动荡不安、冲突愈发剧烈、影响范围更广的新阶段。自六月起，全国各地派别间的武斗规模急剧扩大，部分造反派甚至从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库中窃取了机枪、冲锋枪、手榴弹等重型武器。

然而，毛泽东依旧坚信局势易于掌控，他持有“即便乱了也无大碍，天塌不下来”的乐观态度，并有意亲自前往较为动荡的中南地区，实地考察，深化军队的思想教育工作，以扭转当前的混乱态势。

7月13日的午后，人民大会堂118号厅内。毛泽东在此地主持，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成员，以及萧华、杨成武等人进行会议。随着与会人员悉数抵达，毛泽东随即开始了他的发言。

他气定神闲，言语间不露丝毫慌张。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动员期已然落幕，他语气平缓地说：“第一年奠基，第二年见成效，打下基础；明年即可收尾。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他环顾四周，然后继续说道：“转眼已至七月，我打算亲自走访基层，前往武汉长江一游。”

“我意已决，必须去武汉，那里的水质上乘，我绝无他选，唯有武汉。”

他早已下定决心踏上旅途，武汉的游泳只是次要目的，真正重要的是考察全国局势。“文化大革命”的成效如何，民众是否支持？毛泽东渴望亲自目睹真相。他转头看向身边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信心满满地表示：“无需担忧，我不惧动荡，我将前往，杨成武也将随行，此事就这么决定了！”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将杨成武唤至一旁，郑重地嘱托道：“务必要确保主席的人身安全，每日务必与我保持联络。”

尽管如此，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安全始终存有忧虑，于是他主动提出先行一步，前往武汉设立前哨阵地。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并无异义。

临行之际，毛泽东对周恩来指示：“前往武汉，前去支持陈再道！”（陈再道当时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正遭受造反派猛烈冲击。）当晚，周恩来便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等人先行飞抵武汉，为毛泽东的到来做好周密安排。

武汉位于我国中部，自古以来便是南北交通的枢纽，对全国局势具有显著的辐射效应。如今，“文化大革命”正步入奠定基础的关键时期，若能将武汉治理得井井有条，使其从动荡走向稳定，必将对全国产生积极的示范影响。

毛泽东对于武汉问题的解决方案早已成竹在胸，关键策略之一便是：鉴于陈再道将军武艺高强且无历史污点，攻克武汉难题，必当依赖陈再道的力量。

7月14日凌晨3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在夜色笼罩下，缓缓地驶离了站台，沿着贯穿我国南北的交通运输“主动脉”——京广铁路，向南飞驰而去。

在风云变幻之际，肩负着保障毛泽东安全重任的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对空中、地面以及水面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部署。地面部署了三列火车，分别作为前驱、主力和后卫；空中则调集了四架“伊尔—18”客机、两架“子爵”和两架“伊尔—14”飞机，并配备了四架“米—8”直升机执行短途任务；水面则从东海舰队抽调了一艘护卫舰驶往武汉，并预备了数艘快艇。在南巡过程中，杨成武选择入住备用车厢，与毛泽东的主车厢仅一墙之隔。

当晚9时08分，专列缓缓驶入华中要地武汉。毛泽东此行至武汉，并未对外公布行程，因此外界对此一无所知。此时，车站已被严格封锁，由随毛泽东专列南下的中央警卫团警卫部队把守各关键位置，进行严密防范。

在杨成武与汪东兴的严密护卫下，毛泽东步下专列。踏入站台，映入他眼帘的是醒目地贴在站台上的一排排标语，上面赫然写着“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安宁！”等口号。

毛泽东目睹此景，不禁轻轻叹了口气，随后对杨成武感慨道：“工人阶级之间并无根本的利益对立，为何不能携手共进？”杨成武深表赞同，点头表示认同。

陈再道，曾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的主力部队——第二纵队的司令员，以性格直率、行事果敢著称。在二月之际，周恩来同志曾将他及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同志召集至身边，交代了三项重点工作：首先，要全力以赴推动革命与生产的相互促进；其次，要着力推进各行业、各系统内的革命大联合；最后，要切实负责恢复大、中学生的学业，并引导他们投身革命活动。

3月17日，遵循“军委八条命令”的指示，武汉军区与公安机关联手行动，对武汉地区那些内外勾结、煽动极“左”思潮，并实施打、砸、抢、抄、抓等行为的造反派组织首领及其核心成员实施了逮捕。至21日，武汉军区再度发布《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关联组织，同时释放了一众地方干部，并设立了省市级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

此等举措稳固了武汉地区的治安状况，促使生产态势迅速实现逆转。然而，这些措施亦引发了各派造反势力的不满情绪，特别是林彪、江青等要员的关注。

4月6日，“军委十条”一经发布，武汉地区的局势便迅速发生了剧烈转变。造反派组织公然宣称，他们旨在彻底摧毁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与“三月逆流”，并将陈再道贬称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其矛头直指武汉军区。

4月16日，江青于北京会见了来自军内外的一众造反派，她指出，成都与武汉两地的问题尤为严重，建议应当有所冲击。

由此，武汉的局势愈发陷入混乱。造反派张贴的标语、漫画以及大字报上，响彻着“坚决粉碎武装的刘邓路线”、“彻底打倒陈再道，解放整个中原”等充满火药味的口号。

5月16日，一群与造反派组织持有不同见解的群众，在“工人联合会”的框架内创建了“百万雄师”联络站。该组织迅速壮大，声称成员人数高达120万。“百万雄师”的成员主要来自各基层单位，包括基层民兵、党团员、基层干部以及退伍军人。

6月4日，面对当时的紧张局势，武汉军区发布了《公告》。公告中不仅确认了“支左”工作总体方向的正确性，并重申了不应对“工人总部”进行翻案的立场，同时还对“支左”过程中显现的某些不足与错误进行了反思。公告期望在新的局面下，各群众组织能够寻求共识，容忍分歧，尽快促成广泛的团结。

然而，双方组织对这份《公告》均表示不满。造反派视之为“虚假的检讨，实则的反攻”，导致局势愈发激化；而“百万雄师”则认为该公告过于软弱无力，既无法扶正，也难以制邪，因此对军区亦感不满。

武汉地区的两大派组织间的争斗愈发剧烈，其规模持续膨胀，冲突中时常伴有武力交锋。随着矛盾的激化，流血事件频发，局势愈发白热化。

7月14日午时，谢富治率队自成都疾驰至武汉，随行的还有北航“红旗”的四位造反派首领。在此之前，周恩来总理启程赴武汉之际，曾致电成都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指示其翌日抵达武汉，并承担起保障毛泽东主席安全的重任。然而，周恩来总理并未安排同样在成都的王力一同前往。

得知此消息后，王力即刻在北京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通宵达旦地进行了深入沟通。一番周密筹划后，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身份抵达武汉。

谢、王抵达武汉之际，未遵从周恩来同志关于暂缓公开露面的指示，当晚便前往湖北大学，与一众造反派进行会面，并向其行为表达了坚定的支持。

北京传来的讯息迅速扩散，湖北中医学院的群众组织“红三司”纷纷挂出欢迎的标语，而各校的高音喇叭则播放着《毛主席派人来》这首歌曲……

毛泽东并不知道这些“内幕”，与大家握手后便走上停在站台上的小汽车。稍顷，一列车队在公安部门的护送下，缓缓驶出火车站，奔向东湖宾馆。

毛泽东入驻梅岭一号，而先期到达的周恩来则居于百花一号。谢富治以及王力、余立金则分别寄宿于百花二号。为确保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安全，陈再道与钟汉华亦随之迁至东湖宾馆。

周恩来亲自担任毛泽东的前锋，旨在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同时亦借此良机对武汉的局势进行深入了解。他期望借助武汉军区的努力，有效地推动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从而稳定武汉地区的动荡局面。此举对于妥善解决其他省份的问题，以及维护全国局势的稳定，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抵达武汉之夜，周恩来即刻传召陈再道与钟汉华至百花一号，叮嘱他们务必做好汇报的前期准备。他语气诚挚地说：“此次要求你们进行自我检讨，非旨在打压，实则出于保护——因在我启程前，主席曾对我言：‘前往武汉，务必保住陈再道！’”陈再道与钟汉华立誓将如实陈述情况，并承诺将无条件服从党中央的任何决策。

此时，周恩来得知谢富治等人已抵达湖北大学并与学生中的造反派有所接触，便表示：“这倒也有其利，群众纷纷猜测为何东湖宾馆的灯光通明，如今便宣称谢、王、余等人已至，如此一来，倒是能对主席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

翌日，武汉地区造反派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谢富治、王力二位领导莅临武汉，共商解决之道。谢富治、王力随即前往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单方面对他们指出：“你们在据点内集结，进行武装斗争的做法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随即提出，希望召集两派组织进行洽谈，共同制定几项规则，以便大家都能撤回阵地，实现和平共处。强调各派群众组织地位平等，并希望中央代表团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各方。

炎炎烈日与喧嚣噪音交织，武汉陷入了一片炎热之中。即便是僻静的东湖宾馆，也难以抵挡热浪的侵袭，逐渐显露出几分燥意。

抵达武汉后，毛泽东深感局势远比他预想的要复杂。即便是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也分成了对立的两派，彼此间互不协作，致使馆内设施显得杂乱无章。直至周恩来亲自介入调解，众人方才齐心协力，整理房间，共同投入到服务工作中。

警卫队长陈长江在部署完警戒任务后，便与杨成武等人一道着手为毛泽东即将进行的第二次长江畅游做起了充分准备。他亲自率队潜入长江，对下水及上陆的指定区域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对即将启用的船只的性能以及各项设施进行了细致的试验与审查，确保一切设备完好且适用。

7月16日晨，杨成武抵达梅岭一号，向毛泽东提议：“主席，您近期不宜游泳。此举恐引发武汉城内骚动，或许可稍作延迟？”

毛泽东额头渗汗，手持纸扇轻轻摇曳，带着些许不满地感叹：“一年又过去了，怎么又出了点事？”

杨成武感慨道：“我与汪东兴、郑维山一道筹备了码头与船只，沿江巡视了一番，但心中始终牵挂着安全问题……”

“主席，连我这么个人都瞬间被人认出，若您前往，必然更加引人注目，届时武汉民众必将纷纷涌至江边。不如推迟数日再行动。”

热爱游泳的毛泽东面对当前的局势，显得有些无奈，他询问道：“能否推迟几日？”

杨成武沉思片刻，答道：“或许需要一周时间。”然而，对于一周后的局势，杨成武并未深究，心中已无暇顾及。

毛泽东沉吟片刻，终是叹了口气，说道：“如此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7月17日清晨，毛泽东于其住所接待了谢富治与王力，听取他们就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份“文化大革命”进展情况的汇报，并深入探讨了武汉地区的相关议题。与会者还包括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郑维山等。

毛泽东对王力、谢富治过分渲染武汉局势严重性的观点持怀疑态度：“真的有那么严重吗？在我看来，湖北的问题并非无法解决，甚至比湖南、江西的情况还要乐观。河南的情况同样复杂，而安徽的状况更是混乱不堪，湖北的情况或许相对要好一些。”

王力闻言，内心焦急不已。近几日，他与百花一号及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等领导争执不下，言辞激烈，争论不休，怎料最终只落得“或许会更好”的结论？

他深知毛泽东所闻所忌，于是便详细阐述“工总”等造反派组织所遭受的迫害，以及他们在严酷压力下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谢富治接过话茬，继续说道：“我们走上街头，观摩大字报，开展调查研究。即便是街头的孩童，也深知‘三钢’、‘三新’的优良，视其为造反派的代表；而‘百万雄师’则被视为保皇派的象征。军区解散‘工总’，拘捕了众多领导与群众，此举显然不得人心。”

这番话语产生了显著效果。毛泽东随即下达命令：“对‘工总’的平反工作即刻展开。首先释放这几位负责人。至于涉及刑事犯罪的，将另行处理。”

他接连吸了两口烟，情绪逐渐平复：“陈再道啊，政治觉悟有所滞后，缺乏深思熟虑。”

“他错得厉害。”王力急忙说道。

毛泽东展现出了极大的宽容：“无论错误大小，只要勇于承认，便无需遭受责难。若承认错误后仍被打击，那便成了他人的过错。陈再道即便承认了错误，亦不应受到打压。我们此行正是为了保护他。至于陈再道与孟夫唐（曾任湖北省副省长），亦不应遭受打压。”

次日凌晨八点整，周恩来携手陈再道与钟汉华步入毛泽东的私人客厅。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王力、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等一众人士，亦陪同在侧。

毛泽东一边从烟盒中取出香烟，一边询问：“大家近况如何？”点上烟后，他又续道：“看来武汉的情况挺不错的！”

陈再道嘴唇微动，随即语气坚定地吐出一句：“我们绝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一位纯正的军人，性格直率，从不拐弯抹角。因心中有所抵触，他的言辞间不免带有一丝怒意。

“哈哈。”毛泽东轻声一笑，“即便方向与路线有所偏差，又何惧哉？如今，每当有人提及，便以‘方向路线错误’为谈资。”

“若果真犯了方向路线上的错误，我即刻召开大会，进行公开检讨。”

“这可是不妥，万万不可召开大会。一旦召开大会，你便会陷入难以脱身的境地。”毛泽东面带笑容，向陈再道献计，“不如撰写一份文稿，广泛分发去吧。”

他转身面向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语气坚定地叮嘱道：“你们务必积极开展工作，务必引导大家支持军区，切勿采取对立态度。在声明正式发布之前，双方都应召开会议。一旦声明公布，我们便能迅速团结一心。”

夜幕降临，双方的交谈持续至10点钟才告一段落。在送陈再道至走廊之际，毛泽东表现得非常礼貌。恰逢几名服务员也在走廊中，毛泽东见状便邀请他们过来，与陈再道和钟汉华一一握手。他笑着对服务员们说：“看来你们陈司令这次总该服气了吧？我是坚决支持他的。你们觉得我的话有道理吗？”

对伟大领袖的教诲，谁能不表示赞同？服务员们纷纷表示：“完全赞同！”

毛指示：“好，握手！”

毛泽东发出了“指令”。服务员们依次与陈再道、钟汉华握手。握手间，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会谈落幕，周恩来随即登机返京。然而，正当他的专机腾空而起之际，前来机场送行的谢富治向王力建言：“不如我们去水利学院走一遭，探访那些最坚定的造反派。”

在武汉空军政委刘丰的陪同之下，谢富治与王力这两位表面顺从实则悖逆的官员，身披造反派的臂章，抵达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实地考察了他们的据点和防御工事。他们不仅慰问了在武斗中负伤的同志们，还主持召开了声势浩大的集会。

凝视着汹涌的人潮，谢富治激情澎湃地高呼：“武汉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拥有一支坚如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以及中央文革小组都将坚定地站在你们这边。你们所承受的压抑与打击绝不能容忍，我们要彻底扭转这一局面，让它成为过去，永不复现！”

王力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以洪亮的声音传达了四项重要指示：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方针存在偏差；必须为“工总”平反昭雪，并释放那些被捕的造反派成员；造反派实则属于革命派和左派；而“百万雄师”则被视为保守势力。原本期望的“大联合”计划，在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击之下，瞬间土崩瓦解。

7月19日，武汉市内龟蛇二山、桥头码头、以及大街小巷，“工总”纷纷播放了谢富治、王力二人昨晚的讲话录音。此举无疑激起了“百万雄师”以及部分支持他们的军人群体在武汉地区的极大愤慨。

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当天贴满了武汉街头。有人甚至贴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的大字报，决心要“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一时间，要求把王力揪出来的声浪愈发高涨。

武汉连日来高温持续，似乎政治的波动与自然气候的炎热形成了某种对应。就在那天下午，谢富治与王力正在武汉军区的大礼堂向超过三百名师级干部发表讲话。

谢富治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和路线上的失误，军区有必要公开发表声明以示承认。‘百万雄师’属于保守派组织，我们不应予以支持或依赖，而应站在少数派一边。这里的‘少数派’，指的是以‘工人总部’为先锋的造反派群体。”

王力言辞激昂，滔滔不绝地阐述道：“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正是党内军内那些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武汉军区未能认清这一形势，竟将革命群众错打成反革命，犯下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王力步下讲台，武汉军区的大门前已人潮涌动，无法通行。“百万雄师”的群众与众多部队指战员发起了激进的反抗行动。前方，数十辆消防车警报声此起彼伏，引领着队伍前行；后方，百辆大卡车满载着武装工人与军人，声势浩大，震撼人心，他们呼啸而过，穿越街头，直抵武汉军区，齐声质问：

王力为何将“百万雄师”定性为保守派，同时又如何将少数造反派团体称为“革命左翼”？在军区“支左”的明确方针指导下，陈再道与钟汉华为何会成为“投降派”，并自我认错，承认他们在路线方向上犯了错误？

王力历经艰辛，终于返回了下榻的百花二号。然而，在武汉军区大院，等待的群众目睹王力拒绝接见，即便军区领导多次劝阻，他们依然不顾一切，纷纷涌向谢富治和王力的住所——东湖宾馆，场面一片激烈，仿佛不见到王力便誓不罢休。

7月20日破晓时分，“百万雄师”的二百余名代表齐聚东湖宾馆百花二号，迫切希望王力能够解答疑问。彻夜未眠的陈再道匆忙赶到谢富治与王力的住所，意图共同商讨应对当前局势之策。王力则躲藏于隔壁房间，不敢直面怒气冲冲闯入的“百万雄师”代表。陈再道急忙劝导群众代表移步至室外进行交谈。

陈再道与谢富治带领着这二百余众抵达住所旁的草坪，就地而坐，展开了“谈判”。双方交流顺畅，气氛和乐融融，谢富治更是承诺下午将亲自接见他们。“百万雄师”的代表们得到保证后，随即同意即刻撤离东湖宾馆。此刻，隐藏在室内的王力目睹了这一和谐场景，亦步出房门，与陈再道、谢富治一同落座。

正当此刻，一群以独立师和二十九师的战士为骨干的数百名民众蜂拥而入，高呼着要捉拿王力。王力匆忙逃回屋内，民众紧随其后，要求他前往军区大院接受质询。面对王力的固执抵抗，北航“红旗”的几名成员口出污言秽语，激起了现场群众的强烈愤慨。他们强行将王力捆绑，塞入汽车，并将其押送至武汉军区大院。在情绪失控之下，他们还对陈再道进行了粗暴的殴打。

这批涌入的人群，心中唯一的目标是揪出王力来回答问题。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根本不明白毛泽东此时已抵达武汉，更不知晓他正居住于东湖宾馆，更别提他们未曾朝着毛泽东所住的梅岭一号发起冲击。

继而，武汉三镇沸腾起来，数千辆重型卡车满载着工人、农民以及驻军将士，整齐排列成四路纵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他们一路张贴标语，高呼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

民众将王力拘捕后，陈再道焦急万分，即刻向居住于梅岭一号的毛泽东进行了汇报。毛泽东随即指示：务必即刻找回王力。

陈再道与钟汉华经过商议，共同决定由陈负责留守东湖宾馆，全力保障毛泽东同志的安全。而钟汉华与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则承担起寻找王力的重任。

武汉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林彪、江青一伙认为大有文章可做，有意把武汉“七二○”事件说成“武汉兵变”。林彪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危言耸听的信，授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修改。

戚本禹深知此事至关重要，遂再次拜访陈伯达与关锋，共商良策。最终，他将修订后的稿件呈递给林彪与江青审阅并签字确认，随后由军委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亲自乘坐专机，将稿件送往武汉，直接呈交毛泽东审阅。

信中言：“时局不稳，主席安危堪忧，亟需迅速转移……”毛泽东览毕信函，心中犹疑不定，对于是否即刻迁移，一时未能决断。

毛问：“为何迁移？”

邱会作煽动性地宣称：“陈再道竟然策划了‘兵变’，主席若继续滞留武汉，恐将面临生命之危！”

毛泽东仍旧举棋不定，低声自语道：“若我离去，看来在武汉便无法畅游一回了。”显而易见，他并不愿意告别武汉。

7月20日下午五时左右，汪东兴急切地找到了警卫队长陈长江，语气紧迫地表示：“陈长江，周总理即将抵达山坡机场，请你立即派人前去迎接。”

周总理的专机缓缓降落至山坡上的军用机场。踏上地面，他即刻登上专车，由中央警卫一中队的小分队严密护送，径直驶向武汉东湖宾馆。抵达百花一号，周恩来同志迅速召集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三位领导，共同研讨事态可能出现的各种发展走向。

百花一号与梅岭一号相隔一段路途，徒步而行极易暴露行踪。于是，周恩来、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四人巧妙地挤进一辆小型吉普车，驾车前往拜访毛泽东。

“主席，鉴于安全考虑，是否建议暂时撤离武汉？”周恩来建议道。

毛泽东轻轻摆手，语气坚定：“我绝无他往，唯有武汉一地！”

周恩来只需轻轻一瞥，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便纷纷提出各自的理由，力劝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

“同意了。”

出发吧，目的地何方？是长沙、上海，抑或是南昌？直至晚上8点，毛泽东终于作出抉择：前往上海！

“天上地下水里走？”杨成武问。

毛泽东轻轻一挥手臂：“天上！”向来鲜少乘坐飞机的毛泽东，这次终于下定决心。

此刻的武汉民众，即便那些涌入东湖宾馆的人群，亦浑然不知毛泽东的行踪就在此地。因此，他的迁移始终在严密的保密之下悄然进行。

鉴于本地实际情况，决定毛泽东乘坐的飞机从王家墩机场起飞。从东湖宾馆出发，需穿越武汉市区漫长的街道，并跨越长江大桥等关键交通枢纽，方能抵达。沿途的安全保障，已委托武汉军区全权负责。此外，还决定将山坡机场的两架来自北京的飞机调至王家墩机场待命，以便毛泽东离汉时能够使用。

夜深人静，时针悄然指向了凌晨二时。毛泽东忙碌了一整夜，方才在硬板床上稍作休憩，此刻正点上一支香烟，悠闲地坐在沙发上，陷入沉思之中。

陈长江迈步前行，开口道：“主席，一切均已妥当，请您即刻登机，即刻飞往上海。”

毛泽东缓缓站起身，步出梅岭一号。门前，数辆车辆静候。邱会作、刘丰等一众人员已在此恭候多时。随后，毛泽东登上了一辆简朴的军用吉普车，陈长江等随行警卫则分别乘坐两辆前后护卫的大卡车。

车队自东湖宾馆启程，穿越了武汉沉寂的街头，跨越了雄伟的长江大桥，直驶王家墩机场。全程未曾遭遇任何意外，车队平稳抵达目的地。晨曦初露之际，毛泽东步上专机。

7月21日，上午11时整，飞机平稳地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

自1958年起，毛泽东首度打破常规，再次选择乘坐飞机出行，而这亦成为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乘坐飞机的经历。

迁至上海后，毛泽东便寄寓于虹桥宾馆。那日夜晚，他未能安眠，思绪辗转于武汉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之中。

7月24日的傍晚时分，杨成武陪同毛泽东于宾馆庭院中漫步，陈长江紧随其后，担任保卫职责。

漫步途中，毛泽东提及了武汉之事：“杨成武，你先前是否了解陈再道？此人是怎样的一个人？”

杨成武回应道：“起初并不相识，直至建国后才得以结识。此人为人颇佳，与我们之间的交情亦十分融洽。”

毛泽东双手交叉于身后，缓缓前行，继续询问：“你认为他会反对我吗？”

杨成武并未直接作答，而是巧妙地绕过话题，言道：“军队中的老一辈战友，他们与您一同投身革命，对您怀有深厚的情感。”

毛泽东感慨万千地言道：“的确，我想陈再道亦不会违逆我的意愿。若他有所反对，恐怕我们便无法顺利从武汉启程了！”杨成武心领神会，微微点头以示赞同。

毛泽东后来方始得知，谢富治与王力飞返京之际，林彪、江青二人牵头，召集数万民众于西郊机场热烈迎接这两位自武汉归来的“英雄”。当晚，林彪亲自主持了一场会议，与会者均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会上正式将“七二○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不久之后，武汉军区的领导班子亦随之重组，陈再道与钟汉华的职务亦被撤销。

杨成武抵达北京，自上海而来，随即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高命令”：务必对陈再道予以妥善保护。同时，他还请周恩来将毛泽东的三条指示转告陈再道：如有错误，应立即进行自我检查；务必加强学习；同时，务必注意个人安全。

杨成武出示了毛泽东亲笔批阅的电文，文中提及陈再道的名字时，毛泽东特意添上了“同志”二字。众所周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仅仅添加“同志”二字，便足以表明陈再道所面临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两个字，无疑挽救了陈再道的生命！

在上海停留期间，鉴于国内局势持续恶化的严峻形势，尤其是察觉到全国内政外交正面临全面失控的危机，毛泽东果断作出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重大决策：对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四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施“隔离审查”。昔日因“七二〇事件”而一度声名鹊起的王力，也因此陷入了囹圄之中。